一九六二年八月，我随父母调动工作，从城市来到地处乡村田野、背山面海的华侨大学。崭新的楼房，建设中的工地，随处可见的龙眼树、番石榴树，枝头果实累累，这就是我的新家园。

华大为解决教职工子女就近上学，利用东区基建处办公的旧房舍办起了华大附小。学校当年只设四个班（二至五年级各一个班），我是第一批学生，班上连我在内只有4个学生。第二年冬天，小学迁入了新建校舍（现在的丰泽区第八中心小学所在地）。

第一次见华侨学生，我心中满是好奇：傍晚时分，与小伙伴漫步数学楼走廊上，看到教室里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侨生们埋头功课，悄然无声；灯光球场上，父亲带我看侨生篮球赛，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听父亲说当年的华大女篮曾打败过外省的专业球队，在泉州市很有名气；南区教工食堂里，侨生们跳的东南亚民族舞蹈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还排演了全国闻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片断，我们附小的部分学生也参与了演出；建造游泳池的工地上，侨生们挽起裤腿、衣袖，赤着脚，抡着锄头、镐头在挖一个又大又深的坑，一些侨生往簸箕里铲土接力运往地面，他们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土却毫不介意，有说有笑，愉快地劳动着……

小时候在华大，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看电影，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经历：看电影需自带椅子、方凳，先是在东区临时简易的学生食堂，后在新建的北区第二学生食堂，再后来师生员工多了就在新建成的中文楼广场上。露天看电影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天气，有时看了一半下起雨来就撑着伞看，冬天迎着寒风看，影幕上的人物前仰后合……然而这都不影响华大人看电影的热情与积极性。我曾问父亲：“华大建新楼房，为什么不建一座礼堂方便大家看电影？”父亲沉吟道：“在华大的建设规划中，要建一座礼堂叫‘陈嘉庚纪念堂’，纪念奠基仪式都举行过了，何香凝题字的奠基石就立在土建楼与图书馆之间的山丘地上。”我特意前去看了那块石头，从此心中有了一个梦想：一天，奠基石化成一座美丽的礼堂，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与华大的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济济一堂，兴高采烈地在礼堂里看电影，再也不用为天气担忧，甚是惬意。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1970年华大停办。学生毕业分配离校，教师、干部下放农村或调往外地，偌大个校园空空荡荡，我不禁慨叹“人去楼空”。

1971年9月，我在华大校园里参加了工作，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新的工作单位，熟悉的工作环境，在父母曾经办公的楼里（数学楼）上班，感觉特别地温馨。每当我路过图书馆边的那片山丘地，望见奠基石，总会记起儿时的梦想，一丝遗憾缭绕心头……医大和华大一样，周末、节假日的夜晚总在广场上放电影，举办文艺演出，虽然没有礼堂，但我们有广场上的简易舞台。父亲曾自豪地告诉我：“这个舞台是华大人自力更生亲手建造的，命名为‘四一广场’，那里也曾洒下我与你母亲辛劳的汗水。”因此，每当我在舞台上参加学校文艺演出时，总会觉着分外亲切。

1978年华大复办，枯木逢春。作为归侨子女，我高兴，更为父亲高兴。父亲曾参与主持华大创办工作，为之付出无数心血，华大复办对他是莫大的慰藉。华大校园里出现了华大、医大学生共同上学的情景，很是热闹，却也秩序井然。

终于要建陈嘉庚纪念堂了！这一天我期盼得太久太久……兴奋不已的我请同事帮忙拍下一张与奠基石的合影留作纪念，我特别提醒同事要把石头上的字拍得清晰些，同事不解地问：“华大有那么多美景，为何要拍一块旧石头？”我笑而不答。基石是我心中美丽的石头，我与它的缘分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基石即将化为殿堂，儿时的梦想指日可待。

1982年3月，我随单位最后一批离开华大，临行前在心中默默祝福：“复办后的华大越来越好，建造中的陈嘉庚纪念堂早日落成造福华大人！”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华大度过，华大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见证了华大二十年的变迁。再见了华大———我难忘的家园。

2004年5月2日，我们一家三口有幸陪同父母重返华大，这一年父亲88岁，母亲81岁。他们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常常惦念着这片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华大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大气的校门，壮观的陈嘉庚纪念堂，秀美的秋中湖，时尚的运动场馆，昔日的荒地上、山丘上及围墙外的稻田上，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华大的华丽转身让我惊叹不已，而从父亲喜悦的目光中，我也读出了赞赏与欣慰。

老友相聚，交谈甚欢，而此时的我最想参观的就是陈嘉庚纪念堂了———它比我梦中的礼堂雄伟壮丽了许多。我迈着轻快的步伐登上石阶，来到堂内，望着舞台，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往事像电影画面一样在眼前一一闪过。舞台侧边，女儿在弹奏钢琴，悠扬的琴声在大厅里飘荡，我仿佛觉得自己正踏着欢快的旋律在台上翩然起舞，欢庆眼前梦想成真！（原载588、589期《华侨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