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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青年能成才!”——怀念华侨大学原副校长韦悫
“这样的青年能成才!”——怀念华侨大学原副校长韦悫
国立华侨大学已经走到近50年的历程。建校初期，正校长廖承志，他在中央身任要职，为了办好这所培养华侨子女的综合性大学，中央派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副校长韦悫先生任常务副校长。
韦校长是一位资深的老学者、名教授、优秀的教育家、久经考验的革命工作者。他调来华大之前是中央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青年时代，他在英美两国留学。先在伦敦大学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获博士学位。学业完成后，他毅然回国，响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号召，投身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洪流，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从事教育工作，分别在岭南大学 和沪江大学当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新四军，在军内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解放后，他曾任过上海市副市长，后调往中央高等教育部当副部长，同时兼任全国政协常委。
我与韦校长在40年前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时间虽未久远，但记忆犹新，它成为我心中一段美好的回忆。6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念书。临毕业时，我希望能被分配到华侨大学来当教师。我家三代华侨，我是泉州人，而华大就办在我的故乡。那时候，华大刚建立几年，师资比较缺，而我们华东师大与北京师大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学制五年的师范大学，培养目标是高校师资。可惜1965年我毕业时，形势有了变化。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组织西部大开发 ，号召大学毕业生支援西部。华东师大毕业生70%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也被分配到四川，在宜宾市第三中学任教。但我仍然没有放弃调动到华大任教的念头。然而，一年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人事调动工作暂停了；更遗憾是的，不久就传来了华大被决定停办的消息，我调入华大的梦想似乎也就破灭了。
不过我似乎与华大有一定的“缘分”。过了几年，开始有了人事调动。我抓住机会调回泉州工作，被安排在城东中学当英语教师，学校就在华大校舍对面。我的学生，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原华大教职工的子女。当时华大停办，大部分教职工要下放到山区基层工作，小部分等待重新安排，华大校舍由福建医大迁入使用。我到来的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华大教职工尚未离开，他们的子女还在这里上学。我在课余时间常去作家访。从学生家长那里我了解到，华大解散前有两个副校长，第二副校长林汝楠已下放山区，第一副校长韦悫还留在等待；韦悫是留英又留美的学者，英语很好。尽管当时他还被戴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我却很想找机会拜访他，向他请教。
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一位与韦校长比较熟悉的学生家长，请他带我去他家里拜访他。当时我见到的韦校长，年纪大约在65岁左右，头发灰白并短少，近于光秃，中等身材，脸略长，双眼炯炯有神，风度儒雅。与其说他是一位行政领导，倒不如说他是一位老教授更为确切。看样子他很平易近人。但由于第一次见面，比较生疏，面对着一位地位很高的老前辈，我有点胆怯，不敢多说什么，只作一点简单的自我介绍，寒暄几句就告别了。
第二次，我带了我的老岳父登门拜访。首先我给他介绍一下我岳父的经历。韦校长听说我岳父是一位长期旅居菲律宾的中学英语教师，他就用英语与我岳父聊起天来，两人谈话时都谈起了他们青年时代在国外生活的一些体会，越谈越起劲。那时候，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还很有限，只能听懂一小部分。我记得韦校长说，当年他从英国结束学业后到美国深造时，生活过不大习惯。英国社会生活节奏慢，人们总是慢条斯理的：美国则完全不同。美国人的日子过得很紧凑，每个人都是那样匆匆忙忙，生活比较紧张。关于他说的这种情况，我20年后到美国进修，也亲自有所体会。
那一天，他们用英语交谈得很愉快。双方似乎都觉得现在要找到一位这么好的讲英语话伴实在太难得了，真的相见恨晚。过后，韦校长对我说：“你能有一位英语讲得这么地道的老岳父，实在难得。现在这种人已经不多了。”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我理解到他一方面为我感到幸运，另一方面也为当时“文革”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对人才的摧毁而造成人才短缺而担忧。
1973年春节那天早上9点多钟，我正准备到韦校长家中向他拜年。刚开门，看到他已经先来到我家门口了。他竟然先来向我拜年，这使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当时因为我的太太在医大工作，我们一家住在原华大教工宿舍5号楼。我立即请他到套房里那间我即当寝室又当书房的房间里坐。他马上发现我书桌中央翻开着英文书和英文词典，还有一些资料卡片。他眼睛突然明亮起来，放射出光芒，微笑着向我：“今天春节你也还在学英语？！”我点了点头。他感慨地自言自语道：“这样的青年能成才！这样的青年能成才！”他这句话居然重复了两遍，真的是语重心长，也充满了对我的鼓励与期望。我听了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向他解释说：“韦校长，我在大学里主修的专业是历史学，从中学到大学所学的外语大部分是俄语。但毕业后因工作的需要，我转行教英语。我的英语主要是靠自学的——‘半路出家’！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地赶上去。”听了我的解释，他进一步鼓励我：“自学也能成才，靠自学而成才的人大有人在呀！华罗庚才念到初中毕业，通过刻苦自学，居然也能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世界著名的数学家。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么！”他又突然发现我房间墙上挂着的报夹中夹着的是一叠英语报纸，便好奇地问：“你从哪里买来了英文报纸？”我回答说是从邮局中订的，这是新西兰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我随即把报纸取下来让他翻阅，并告诉他，报上有些英文单词我在词典中查不到，比如这个词，那个词。现在书店里买不到新版的英文词典。他看了，颇感谦意地回答：“这两个词我也不认识。”他说得这么坦率，使我更觉得他是一位胸怀坦白的长者，越发对他崇敬。
再有一次我到他家中向他请教有关propaganda,publicity和disseminate等几个同义词的褒贬义问题。他十分认真地为我作了讲述，并举出例句。讲完后，我发现他的书橱上放着两个四寸相框，分别装着两张相片。一张是他与毛泽东主席，另一张是他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都是坐着交谈的相片。我就好奇地问，这张与毛泽东主席交谈的相片是什么时候照的。他告诉我，是20年前开全国政协会议时照的，他还说，毛泽东的记忆力真好。1923年，他在广州与毛泽东主席相识，后来就一直未再见面。过了3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举行间，小休息的几分钟中，毛主席远远地就认出了他了，马上向他招手，请他走过去坐下来交谈。我还看到他的书橱里有两部中国名人辞典，我顺便拿出一部翻阅，发现戴有“韦悫”条，介绍他的家世（他是广东人），学历，工作经历等。看完后，我认识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韦校长，是当代中国的一位很了不起的名人；他一生非凡的贡献，已列入史册。
第二年春天，上级终于下令调他到北京，要给他重新安排工作。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位70岁左右耄耋的老人了。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不知还有什么坎坷路摆在他面前。得知他要离开泉州，我感到依依不舍，特地到他家中为他送别。谈到自学英语，他一再鼓励我，并引用英国一位语言教育家格辛(A.Gethin)说过的一句话:“Language can only be learned,they cannot be taught.”（“语言是靠学而不是靠别人教所能真正掌握的。”）他还说：“像你这样勤奋的青年，英语一定能自学得很成功，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他还特别提醒我两点：一，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在学校没有受过英语专业系统教育而低人一等；二，一定要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还要善于使用工具书。
临离开泉州时，他交代我今后给他写信要通过他在北京中国对外友协工作的长子韦建业转交。他到北京时，我给他写过两封英文信，他都及时用英文回信，并说明是由他的孙女代为打字。不久，听说他的太太因为癌症去世。太太是他留美时代的同学。两人几十年相濡以沫。太太的去世，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在京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没有被正式安排工作单位。有一天，我偶然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条唁讯，竟然是他在湖北宜昌逝世的消息。我大为震惊，觉得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悲痛得留下了眼泪。我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我也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韦校长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表示我对他的缅怀与感激之情，1983年11月，当我到北京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期间内，我特意到对外友协拜会韦建业先生。那时，韦建业先生刚被调出对外友协，即将被派任我国驻津巴布韦大使。临行前，他抽空到我下榻的友谊宾馆来与我相会。借此机会，我向他倾说他父亲生前对我的厚爱、教导与鼓励，对韦先生一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
“四人帮”倒台后，华侨大学终于得到新生。我仍然念念不忘能有调入华大任教的机会。那时候，我才四十左右岁，正是壮年时期，在市教师进修学校任英语教师的培训工作。不久市教育局调我来参加筹建黎明职业大学并创建黎明大外语系。过了两年，华侨大学外语系派人来协商要我进华大任教；可是黎大领导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在黎大外语系担任系主任，校领导认为黎大外语系需要我的支撑。就这样，我在黎大一直工作到退休。这段时间内，我发表了大量有关英语的语言、文字、翻译、辞书、教学等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及出版几部专著，被省内多所高校邀请给外语系师生作学术讲座；职称从讲师、副教授到正教授，成为九十年代泉州地面上个高校（包括华大）仅有的三位英语正教授之一。华侨大学调我不进去，只好聘我当兼职教授。我于是在华大外语系分别在本科班和研究生班开设不同的课程，任教多年，并撰写许多有关的学术论文、教材与专著。每当我在华大给学生上课时，我就想到韦悫校长。是他对我的关爱、鼓励和鞭策，我才能有今天的成就。我没有辜负韦校长对我的期望。如今我能站在他生前为之呕心沥血的华侨大学的讲台上做一名兼职教授而感到无限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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