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山区教育事业

本文刊登于《华侨史》第10辑——泉州华侨历史学会 编 作者系华侨大学老校友

高孟强

我祖籍广西，自小随父母生活在印尼。1959年，我背着父母、亲人，独自一人自费搭乘“芝万宜”邮轮奔向祖国的怀抱！同船的学生们虽互不认识,但因为我们都怀着共同的目标——为祖国强盛而奋斗，一路相处非常融洽。到了香港，改乘前往深圳罗湖的火车，一下火车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禁激动高呼：祖国！我们回来啊！兴奋之时，我们却遭到了桥东手持警棍的英国警察粗暴的干涉，强制我们下蹲，等候祖国接待人员的到来，这让我们异常愤怒！过了罗湖桥，就受到祖国亲人热烈地欢迎，他们说：“同胞们，热烈欢迎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此时我们多么激动啊，当海关的同志检查我们的护照并问是否还要再返回印尼定居时，我们坚决地回答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从那一刻起我们就下决心要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一辈子。

在广州经入学考试我被录取到广州补校。补习一年后，保送到华大预科学习，次年考入华大，开始我五年的大学生活。大学前后我们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等，到过工厂做工，到农村、机关、学校搞“四清”，这些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基层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需要，使我后来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1966年毕业后，因“文革”推迟到1968年才分配到中侨委。但是当时中侨委处于瘫痪状态未能去报到，于是先到部队农场锻炼，参加支援山区教育事业。没想到昔日的红卫兵一夜之间成了“臭老九”，这一去就在山区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

我到安溪县尚卿公社报到时，县城没有直达车到那里，在科洋站下车后，还得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大约两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遇到阴雨天就没车可乘，得完全靠步行才能到那里。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是文革的重灾区。那里教师奇缺，学校设施落后，几乎没有图书，也没有象样的教具和实验仪器，学生知识缺漏多。我到那，一开始就要面对许多困难，生活艰苦、语言不通、还要跨科教学……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亲人不在身边无人可商谈，怎么办？我牢记着毛主席教导：自立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下定决心：从头学起，努力创造条件，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在校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就动手搜集资料，编写补充教材；教具和仪器买不到的，就自己动手制作。开始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有的学生对我说：“拿笔比扛锄头还苦”。我就设法和他们交朋友，接近他们，耐心地帮助教育他们。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只爱劳动而不爱学习的青少年，而是不懂从何学起。找到症结后，我备课时既备教材，又针对学生个体情况。上课时多用启发式，讲课由浅入深，先基础后提高，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当他们发现自己进步了，学习的干劲就来了，也有信心了，从怕老师提问到勤学好问。这时我趁热打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为人民学好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多学本领。看到他们的进步，我心里有说不出高兴啊!

我刚适应这所学校的生活，教学也刚走上轨道。又因政治原因，把我从山谷平原地区的学校调到山顶不通公路的附中去。那里条件极差，从公路到那里要爬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学校，可说是“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生活更艰苦。一到那里，开始连宿舍都没有。每天晚上我得“蜗居”在生产队队部的小房间里，每晚还要“陪”社员评工分到深夜方能备课改作业，然后才能上床睡觉。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是有情绪的。但面对一群衣着单薄、淳朴可爱想学文化的农村孩子，心里就平静下来。觉得帮助他们学好文化和改变农村缺乏文化的落后面貌，是青年人的义务，也是每位热血青年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此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苦的事，我不再埋怨，而用当时流行的两句：“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来激励自己。后来我和那些农村孩子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直至今日每年还有昔日的学生经常来探望我这个高老师。

1978年我被调到安溪教师进修学校教英语，负责县里的师资培训、教研工作及负责电大英语单科班的辅导工作。文革中我国的外语教学受到严重的摧残，那个年代流行一句话：“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很多学生不愿意或不想学外语,甚至对学外语有抵触。1978年安溪县只有公办英语教师26人。应开课之急需和长远培养人才的需要，县领导决定开办师资培训班。从1978年春至1987年共办了十几期的培训班，参加培训多达700多人次，使全县按规定开齐了英语课，培训工作为县中学教育的顺利发展和后来培训英语专业考生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训的一些学生或学员参加县总工会和县教育局等联办的电大英语单科及成人高考进修英语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并学以致用，把优秀的教学模式带回学校，他们中有不少人现在已成为教学骨干、学校领导、县领导。1981年我教的报考英语专业的复习班，全班考上大专以上的占46.8%，上线参加口试的占58.8%，这在当时的安溪外语高考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我县考英专的学生是照顾对象。而现在扔掉了这顶帽子，成绩进入市较好的行列之中。

教师培训，我们的做法是把全县的民办和代课教师分批集中到进修学校，采取短期培训或长期培训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培训。当时参加培训的学员水平参差不齐。我根据他们的实际水平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因人施教，课堂上集体上课，课下个别辅导。课堂上正确掌握教学要求与深度，事实求是，科学地设计课堂教学。在课堂教学中，以语言实践为中心，发展学生的智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中心，并加强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内容串联起来；引导学生学会观察；并启发帮助他们归纳总结所学的知识。根据学生的不同程度，在讲课时，注意教材的难度、深度和广度，做到深入浅出。精心设计练习题，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使每个人在课堂上积极思考问题，每堂课学有所得。教学过程中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我还认真组织教研活动，指导全县外语教学。1978年以来，我主持全县外语教研工作，特别注意把外语教研活动与我县的实际相结合，认真探讨适合我县实际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积极开展教研教改实验活动。

我县地处山区，为了有效地指导外语教研活动，我们采取大集中，分片和下校指导相结合。期间，我不辞劳苦背着沉重的录像机和优秀教师的教学录象带，翻山越岭到交通不便的山村学校，播放给他们观看，和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共同探讨提高我县外语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取得良好的效果，深受各级老师的欢迎。带领老师到外地学习取经，组织公开课教学，交流教学经验。组织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编写适合我县教学实际的复习资料；组织“优质课”评选活动和选拔“教坛新秀”等工作，取得良好的成绩。我抓的“教法改革实验班”和“张思忠教学法”实验,经过三年实验，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他学校的实验班也取得可喜的成绩。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我县的外语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县中考英语成绩由1978年的人均成绩十几分，及格率只有百分之几，一跃为1987年人均成绩45.85分，及格率36.8%，跃居全市第二。1991年中考英语成绩全县平均达71.1分，在这以前是没有过的；初一、二、三年教师教材教法考试及格率达90%以上，排在全市前列。

多年来，我及时把教学和教研等方面的信息，提供给全县各中学教研组，以便他们及时学习和指导教学。向老师们宣传电教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介绍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认真组织一年一度的中考评卷工作，进行细致的质量分析，亲自动手撰写质量分析论文，提出今后外语教学中应着重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在给进修班的青年教师上课时，还根据我县的特点，经常深入基层学校，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帮助青年教师解决教学上的疑难问题。例如指导后溪附中苏老师采用音、形、义结合，以培养学生自学和拼读能力为中心的办法教生词，改变那种教师教得口干舌燥，学生学得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使课堂变得活跃了，学生的拼写能力和自学能力增强了。该校从1982年后，中考的外语成绩逐年稳步上升。又如把英专刚毕业的学生留在身边带一段时间，给他们第二次“实习”的机会，大胆地让他们给培训班学员或英专复习班的学生上几节课。课前课后给予指导帮助。效果很好，深受欢迎。

三十多年来，我安心山区教育工作，把青春献给山区教育。在我不慎跌倒脚骨裂开时，仍然单脚独立坚持站着给复习班的学生上课。文革后，国家侨务工作恢复，上级多次派人来县里考查，要求把我调走，县各级领导始终不放，要我继续为山区教育服务。我虽很想调动，最后还是以大局为重，安心留下，继续为山区教育事业作贡献。平时还象往常一样努力钻研业务，工作积极主动，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到退休年龄了，各级组织还要我留下继续工作，我愉快的接受了。多年来，我默默的做我应做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得到各级组织充分的肯定，发展我加入党组织，多次推荐我参加政协工作，多次被国家、省、市、县评为：业余教育先进分子、省电大英语科优秀辅导员、县优秀共产党员、市优秀教研员、全国归侨、侨眷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我心中萌生为国争光的种子终于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高孟强，印尼归侨，安溪县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