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祖国怀抱里幸福地成长

本文刊登于《华侨史》第10辑——泉州华侨历史学会 编 作者系华侨大学老校友

陈秋菊

花开无声，岁月无痕。弹指间，我从印尼回到祖国怀抱已57个年头了。57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可对于个人来说，再加三个年头，就是一个甲子年了。

上世纪40年代我出生于印尼泗水绒网一个殷实的华侨家庭。我的父母亲很爱国，我们兄弟姐妹都在进步学校读书，唱的是新中国国歌、戴的是红领巾。三叔又是校董，老师们经常到我们家聚会，介绍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由于我们学校经常受到当地右翼势力干扰，所以，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萌发回国的夙愿。记得1953年，那时我才十岁，正读小学三年级，听说三叔一家要回国，我和大姐、二哥就吵着要跟回来。父母亲说等长大些才让我们回去。我们就不吃不喝以示“抗议”，母亲说祖国是很苦的，我们说不怕，父母亲无奈，只好同意我们回国。

那年4月的一天，我和大姐、二哥跟着三叔一家共9人登上叫“芝万宜”的荷兰邮轮回国。当轮船的汽笛声响起，看着父母亲和哥哥嫂嫂、妹妹们挥手告别时，我突然一阵心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不能自已。这情景令我永生难忘——谁知那一别，竟成了和父母的永诀。多少年以后，等到中印复交，允许我们回印尼探亲的时候，父母亲已相继离开我们而去了。我只能带着遗憾和悲伤到他们的陵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点香、烧纸寄托哀思。父母生我养我、辛劳一辈子，供我们三姐弟读书，直到工作、成家立业。我们身上流淌着父母的血，那是浓浓的爱。可是他们年老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他们病了需要侍奉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尤其当他们永远地离去需要孝男孝女送行的时候我们又在哪里？回想起来，心里很不是滋味，简直就是“不孝子女”。好在我们回国后，一直牢记父母的嘱咐：“努力读书，为祖国效劳”。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绵力，也算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

回国以后，我和大姐、二哥先在家乡泉州紫南小学读书。当年“六一”儿童节，我们三姐弟重新戴上红领巾，老师像父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教我们文化知识；同学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教我们说家乡话，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游戏玩耍，相互帮助，团结友爱。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学会了如何度过凛冽的寒冬和春雨绵绵的时节，习惯了中国式的衣食住行，学会了闽南话，我们也不再被叫做“番仔”了。

随着对家乡生活的习惯，我们三姐弟越来越爱读书，成绩也越来越好，我还赶上了哥哥姐姐，到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同班同学了，因为成绩优异被首批保送到凌霄中学就读，哥哥姐姐也通过统一考试上了凌霄中学。在那里，我们三人又被安排在同一个班。初中毕业时，我又被保送上高中并与二哥同班，懂事的姐姐执意就读集美轻工业学校，她说要早点出来工作挣钱，以防万一印尼时局变化侨汇中断时她也能供我们两兄妹上大学。1962年我顺利地考上华侨大学数学系。

春风化雨，从小学到大学，在老师辛勤的培育下，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从初中到高中当了整整六年的学习股长。十六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五年大学生活，我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副书记。学生时代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当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而，我们通过勤工俭学、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冬种、抗洪抗旱等活动，尤其通过大炼钢铁运动，也学会了诸如犁田、种稻、中耕除草、收割、种瓜种菜、养猪养兔等许多技能，挑上一百多斤的担子健步如飞。经过艰苦的磨砺，我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好习惯，深深感到劳动的伟大和民生冷暖。

大学五年级，正当准备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实现理想的时候，学校派我们前往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和贫下中农“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久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学校到处的是铺天盖的大字报，领导靠边站、老师受批斗。我思想很困惑，好好的一个校园，顿时乱哄哄的。北京来的红卫兵横冲直撞到处煽风点火，天像是要塌下来似的，什么封资修、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弄的我思想迷迷糊糊、稀里糊涂。有人鼓动我要勇敢站出来批斗老师，批判修正主义什么的。批斗老师我是坚决不干的，老师情同父母，辛勤地培养我们，传授知识，教我们做人做事，报恩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至于什么是修正主义，更是不清不楚的。只有认准了道理才能勇往直前，反正“十六条”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学生，不是运动的对象，所以我始终“勇敢”不起来。

与其在学校呆着很苦恼，何不走出校门去看看？于是，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到北京看看，到各地去看看，后来索性参加了一支名叫“刘胡兰”的“长征队”，这是一支由各个系对那场运动想不通的女同学自发组成的，大多都是各自班级的学生干部。大家只凭着地图和指南针，就打起背包“长征”去了，从华侨大学出发直奔井冈山。开始时，一天走三十多公里，接下来每天大约走五十多公里，经过长汀、瑞金等地。一路上，大家一边参观学习，一边宣传“十六条”，吃的是农家饭，睡的是土地板，翻山越岭地走了23天，终于到了井冈山。尔后，我们又分为三组，朝不同方向继续“长征”。我这组7人先留在江西萍乡王坑煤矿，体验与工人兄弟同甘苦共患难生活，我们同工人们一同下井采矿，过着矿工的生活，待了五十天，深切体会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生活的艰辛。正当准备往延安出发的时候，中央通知大家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只好中断“长征”征程启程回华大，工人兄弟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把我们送到了萍乡火车站。

1968年7月，67届毕业生分配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我被安排在漳州6680部队军垦农场。那个年代是非常讲究“阶级成分”的，像我这样的归侨学生，出生名门望族，自然属资产阶级了，我也认命，自觉接受各种锻炼和考验。这次安排在部队锻炼，加上以前参加“四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在江西王坑煤矿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经历，这样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就样样齐全了！

我在部队待了一年八个月，部队真是个锻炼人的革命大熔炉，每天大清早出操，白天有时候打枪打炮、挖防空洞，有时侯建营房劳动，还要种一百亩的水稻，开荒山种菜种地瓜，养猪养鸭，有时候深更半夜紧急集合野营拉练，这就要求我们样样都要会样样都要精。那时候还兴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实际上就是检讨自己的过错，进行自我批评，天天如此。这样，头脑里即使有丁点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无藏身之处！就这样我当了一年副班长，八个月的炊事班班长。那时候当班长可不比现在了，样样都得带头起先锋模范作用，做得比别人多休息还要比人家少。

现在回想起来，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确实不容易，但是这“三关”都过了，也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扎扎实实的思想基础，这种无形的资产是用黄金也买不到的。

岁月悠悠象流水悄然远去，带走了幸福的学生时代。“到边疆区，到山区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最大愿望。出生在印尼的我，怕过不了冰天雪地这一关，不敢去北方就选择了去泉州的山区，军垦锻炼结束后，我和几个同学就直奔安溪县。

那时候安溪老师十分缺乏，尽管不是师范毕业生，我还得当老师，而且是分配在交通闭塞的内安溪。起先我被安排在尚卿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只有4个班，8个老师。从初一到高二的数学课只好我全包了，还要轮流教体育和音乐。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被斥为“臭老九”，不管课程多么繁重，每星期都安排一个晚上到各村为农民读报。连星期日也不能好好休息，要留下来参加建设校舍劳动。每逢寒暑假回家，要是搭不上过路车，就得走上四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才能到达县城。

当地的老百姓很纯朴善良、很好相处，他们对老师相当尊重，不管男女都称呼“先生”；山区的小孩也很乖，读书认真又听话可爱。尽管那里的环境、设施都很差，我们几个老师在一起有说有笑，就像一家人，相互学习、互相帮助。用闽南话来说正是“老师勤勤教、学生勤勤学”，虽然辛苦但是心情舒畅。

在尚卿待了三年，全县学校开始整合，我被调到蓬莱中学。蓬莱中学是一所侨校，离县城只有二十多公里，我在这里教了十年的数学。1981年，我又被调到县重点中学安溪一中任教，还担任了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十几年的教师生涯，想当年我们的老师把爱给了我们，而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又把爱给了学生。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们大都很出色，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觉得很宽慰。

1983年11月，县委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到县政府工作。我起初很不愿意，因为十几年的教师生活已经是驾轻就熟，而且家庭生活已安定，突然要我转行，我就不愿意了。不料，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到我曾经的工作单位和华侨大学等地去考察、了解后，一再动员我到县里工作。最后还是县委书记用了“激将法”，他说“你们这些金牌（指的是大学生），党和人民辛辛苦苦培养了那么多年，现在叫你们挑重担，却学会了斤斤计较；我们不是金牌不是银牌的，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点到了我的要害——我实在是不应该计较。其实我的顾虑是身为归侨，说话做事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担心再碰上像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说不定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被打倒了。最后，我“投降”了，但是我向组织上要求，如果真的要叫我改行，我就先做一年看看，要是工作不合适的话，我还是回原单位教我的书。就这样，我离开了教育战线，当了安溪县的副县长，谁知道政府的工作没完没了，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我再也没能回去教书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中央有文件，因为文革的影响，干部青黄不接，要培养选拔一批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的人才到领导岗位。当时，因为我的身份特殊——女性、非党员、三十五岁左右、大学本科、归侨，符合文件要求。难怪我很纳闷，自己一直在学校教书，县里一个干部都不认识，怎么就找到我头上了呢？

按照组织分工，我分管侨务统战、科教文卫、外经外贸工作。当时的安溪县，是全省最大的贫困县，近80万人口，山区、交通条件差、财政收入才几百万……既然任务接下来了，压力再大也得挑。就像在部队锻炼的时候那样，要把对祖国的忠诚写在岗位上，刻在心坎里。

我们都知道，要把事情办好，首先要把人做好。上任后，我到所分管的局、科走访，了解情况，拜访老干部老前辈，诚恳地向他们请教，诚实地告诉他们自己不是能人，不是什么都会的人，是时代要求、身份特殊才来的，请他们多指导，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党的工作，是一种责任，大家是因为有缘才走到一起。大家在一起，不要以为当领导的就一定正确，如果工作过程发现错误、有不同看法要当面说出来，不要怕不同意见。我向来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的。碰到问题，我会和大家商讨。不怕做不到，只怕没想到，只要想得到，就有希望会做好。大家在生活上也好工作上也好，有困难就得提出来，我尽量想办法帮助解决，工作上的事情，只要不是主观原因的责任我来承担。平时的工作大家各自做好，一年争取创新一至两个“亮点”就不错了。就这样，我和大家融洽相处，工作慢慢得心应手。

反正新的工作由不熟悉到熟悉就得勤快，勤能补拙，笨鸟先飞，接了任务就得冲锋陷阵在前，吃苦在先。回忆起来，那时候任务是千条万绪，就像解数学题目一样，要找窍门，想办法。就像我们碰到几何题目，直接做不了，那找几条辅助线不就解决了吗？一样的道理，在分管的那几项工作中，我首先选择了“侨”当辅助线。我和侨务工作的同事们一起认真地落实了华侨私房等政策，在县委强有力的支持下，各部门发扬团队精神，共同解决了四百三十二件案件，把错征没收的侨房三千多间还给了当事人，并且妥善安置了一千多户退房的农户。结果华侨回来了，他们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他们感谢党、感谢政府，表示要出钱出力建设家乡。

这下真好，工作局面一下子打开了：爱国的要建学校，爱民的来建医院，修功德的来造桥修路、扶贫济困，教育局、卫生局、交通局都动起来，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忙得不亦乐乎；接着根据县里的资源和劳力，找几位热心家乡又有资力的侨（胞）谈谈，办几家合资企业，搞劳务出工，既解放了生产力，又增加了县里的财政收入，村民的生活也大大提高了，这样外经外贸局也忙起来了；再联络热心的侨领和社团组织把家乡的高甲戏带到新加坡演出，联络乡情乡谊，文化局也忙起来了。“侨”的辅助线找准了，起了良性循环作用，对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实做什么工作，都要用心、认真、细致。就拿侨务这项工作来说，要有理解侨的心，对侨真诚的心、为侨服务的热心，用这三“心”才能换来他们的爱国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心换一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侨的独特作用。

几年后，组织上需要，我又到县政协、县人大等单位工作。不管在什么单位，只要把单位的性质搞清楚，就知道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怎样把工作做好。我从不把这些当成做了什么官，而只是当成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任务来好好完成。一个人活着，要有爱心、责任心、平常心，要爱周围的人、爱自己的单位，对社会、对家庭、对单位都要有责任，对自己也要有责任。戴官帽也好，戴草帽穿草鞋也好，都要有一颗平常心，这样才能活得痛快，自我感觉良好。

在安溪我忙忙碌碌地工作了三十一年后，2000年，上级组织又把我调到泉州市当侨联主席，不久还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这就像圆规画圆一样，画了一圈，又回到家乡、回到自己读书的地方了。其实，这些工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圆心，那就是祖国的繁荣富强。是的，生活总是在忙碌和悠闲之间穿梭，时光总是在舒适和劳累之间游走，瞬息万变。有些事情总是无法预料。几十年来，我就这样风雨兼程，平平凡凡一路走来。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我从一个无知的小女孩，成长为国家干部。我衷心感谢祖国，感谢党的养育之恩，感谢小学、中学、大学老师们的培育之恩，感谢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尽管已经退休，趁现在脑袋还清醒、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以报答祖国母亲。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愿人民幸福安康！

（陈秋菊，印尼归侨，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